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

对我们这些做早期投资的人来说，我们会比较早地意识到这个变化。所以，大概五年前我们就投了很多在最后两个环节上的早期创业企业。最后两个环节，就是高附加值的消费和工业品以及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

我举几个最近发生的例子，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我们的经济大概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第一件事是我们全资引进了特斯拉。幸亏特斯拉有中国工厂，保证了它在疫情期间美国工厂不能开工等情况下，股价还创了新高。原因就是这个工厂拥有的超级生产能力，以及政府帮助它复工复产。

这些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引进特斯拉成为标志性事件？为什么特斯拉能成为第一个百分之百控股的外资公司？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需要高附加值的工业品。那什么是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呢？其实它有一半是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有一半是高附加值的服务，拿特斯拉来说，就是它的那些软件跟智能驾驶系统。

所以我们吸引外资，就把特斯拉当作榜样。当然，这对中国还有其他的用处。大家也许也看到了3月份的报道，特斯拉下线车辆的零部件国产化率是30%，到了今年年中它要变成70%，到年底它要变成百分之百的国产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引进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因为要带动相关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

中国这个产业链条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虽然我们有非常长且非常粗壮的轴，但是从所谓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来看，我们大概是23%左右。什么是“工业增加值的比例”？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东西经过我们的制造加工链条之后，卖出去增加了23%的价值。

如果我们想既保有这个长链条，又保有足够的量，还要让这个链条中的企业和工人们都能收入上涨、利润上涨，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增加值，或者叫附加值的比例提起来。

提到什么程度？到今天，第二产业仍然占日本GDP的20%多，大概四分之一的贡献。日本是怎么留下这条产业链的？日本平均工业制造增加值比例大概是31%~33%之间，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把23%变成33%。现在你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我们引进外资的时候偏向了高附加值的产业。

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4月份，我们看到很多报道，说美国要把产业链搬回去，日本要把产业链搬回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日本的例子，那就是丰田。丰田可以说是全球最大和销量最好的汽车品牌，而且，丰田公司在汽车相关的核心技术上非常厉害，不管是燃油发动机、新能源还是锂电池，这三个丰田都是最好的。

这个日本汽车品牌在4月初做了一件事，跟比亚迪在深圳正式成立和开始了他们一比一的合资公司。

这个事就开始有意思了。中国在一年多以前就允许外资在中国车企可以控股超过50%的比例。所以说，如果丰田只是为了赚这笔钱，它大概不需要跟比亚迪做一比一的合资。那么有意思的事又来了，在这个一比一合资公司当中，他们主要的目标是为了设计和开发新的电动车。在开发结果上，最后是用丰田的品牌来卖车，但是几个核心技术用的是比亚迪的，包括电机、电控、电池，还有底盘系统。

这个不合理的事在于，看起来一个全世界技术最好的汽车公司，到中国可以设独资控股厂，它非要设一比一的厂，它还找了中国的公司用它的技术，并且用丰田的品牌来卖车。这件事虽然是个例，但是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的产业链结构在我们主动提升的过程当中，也到了最后的这两个高附加值的环节。

另外还有几件事。今年的4月1号，我们在金融的开放市场当中，大家都看到的不管是瑞银、高盛还是摩根士丹利，大家都把原来非控股或者一比一的中外合资企业变成了外资控股。这就是我们开放的金融环节，金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服务贸易，而且是高附加值的环节。

除了金融之外，医疗健康肯定也属于这个环节。在过去三四年当中，如果你跟这个市场有关，你肯定也看到了中国临床市场的开放，包括新药研发等方面。从主动性和吸引外资来看，中国在朝一个目标努力，就是我们这条产业链要把最后两个环节也拉起来。这样也解决了前面的产业链条环节增值的问题，比如因为有华为的存在，大量关键零部件行业的加工企业仍然可以在广东或者全国各地。

这就是我们从标志性事件入手，来看中国自己经济结构的变化。

再回到这张图，我在图片下方举了几个有意思的例子，因为这些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公司，所以我拿它们来做比方。

在2010年以前，中国典型做国际贸易并且被接受和认可的企业，包括图上的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的好处是它代表了中国制造和中国贸易，全世界很容易接受一家这样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当然，阿里巴巴现在也已经变成了最后两个环节，不管是淘宝天猫还是云计算、蚂蚁金服等等。

第二个例子是华为，华为和特斯拉有点像，一半是高技术附加值的工业品或者消费品，一半是高附加值的服务，也就是技术、软件、设计这些事情。

我们暂且不论美国针对华为做的一些极限性施压动作，单就华为本身而言，我们抽象来看，全世界需要接受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中国出现了一个像苹果一样好的、代表相对最高技术水平消费电子产品的国际化一流公司。

这句话听起来定语很多，简单来说，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能不能接受中国出现一个苹果公司，代表全世界最高的技术水平？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改变过程当中的一个现象。在这个现象逐渐国际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这个改变必然会产生认知变化，不管它们能不能接受这个变化。

我还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是大家更熟悉的，就是抖音，在国外叫Tik Tok。我把抖音放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它最像最后一个环节。因为在它输出的国际化东西里，已经没有产品这个部分了，只有技术、软件、专利这些事情。

我们再看国际上的一些知名企业，不管是Facebook、Google、微软，或者是迪士尼和奈飞，这些美国公司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什么产品都没卖，他们只是卖了高附加值的服务。

同理，我们来看抖音，抖音同样是一家代表了服务附加值，而且是国际化的中国一流公司，为什么这么讲？抖音也是人工智能驱动的，代表了技术，它没有输出任何产品，只输出了文化、娱乐或者信息流转效率，然后进行了国际化。

我把抖音放在这儿的原因，只是想说两件事，第一，这家企业代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第二，这家企业可能也会跟华为一样，在国际化的进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阻碍，因为全世界还需要时间来接受中国出现代表了较高技术水平的企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自己诞生的企业和中国所吸引外资的企业和方向，在我们整个产业链条上已经非常靠近最后两环，或者已经开始往最后两环变化了。

我也举了华为的例子，用来说明为什么中国这个超长的产业链条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因为华为这样的企业，能提升链条上其他环节的价值。比如说，因为华为的存在，那些零部件关键加工企业才能长期在华南地区扎根，或者长期在中国扎根，来跟华为做更好的配套。同时，它们又不以牺牲自己的利润为代价，因为华为的存在可以拉高整体的毛利空间。

回到这张图，图底下还有一个消费阶段的变化，在我们讨论中国是不是被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变量跟1990年的中国完全不同，跟十年前的中国也不相同。

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中国跟美国差了2700亿美元左右。中国的总额是41万多亿元人民币，和美国差了大约4%。追还是追得上的，去年我们是8%左右的低增速，主要是受汽车的拖累；美国的增速是3.6%左右。

如果按照这个方式发展下去，再有几年我们就追上了。今天因为疫情的特殊因素，假定疫情对美国的零售行业的影响更大的话，也许在2020年之后，中国就可能会成为世界最大单一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场。

换句话说，我们把这三件事攒齐就非常厉害了。第一就是我们图上的那个轴；第二是我们变成了最大的市场，同时，我们的产业链正在往高端，也就是最后两个环节迁移。

过去三周网上有一篇文章很火，工信部部长苗圩在讲话中说，从最好到相对附加值低，世界制造一共有四个梯队，中国还处在制造业的第三梯队。这篇文章其实是苗部长在2015年的11月份说的，换句话说距今已经五年了。

这五年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凑巧是刚才那张图上产业升级最后两环集中发力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一个问题，为什么2015年到2019年之间新能源车在中国异军突起？如果你看了这篇文章的话，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2015年之前新能源车还名不见经传，2015年之后，中国就是单一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因为在刚才那个轴上，中国是单一最大电动车市场。事实上，中国从2009年开始变成了汽车最大市场，从2015年变成了新能源车的单一最大市场。

因为我们变成了单一最大市场，所以在2015年之前，我们在新能源车上最关键的电机领域，大概只有30个左右的中小型公司能提供电机。但是今天在新能源电机领域上，几乎我们已经做到了95%的国产化。

在另外一个很难的电池技术上，之前我们大概差不多70%靠日韩进口关键电池和电池的材料。今天中国出现了全世界最大的锂电池生产企业宁德时代，也包括了偶尔排第三、第四的比亚迪，电池的自给率我们已经非常高了。

最后，最难做的就是汽车电控用的芯片，电控里有一个控制芯片，叫IGBT芯片。在2015年前中国的IGBT芯片是百分之百进口的，比亚迪从研发到量产IGBT芯片用了12年的时间。在2017年，比亚迪的IGBT4.0芯片正式研发成功。从2018年开始，假设比亚迪只考虑自己用这个芯片做电控的话，大概市场占有率也能达到20%多，因为它有一些相对合作伙伴也用了它的芯片。

除此之外，还有在科创板刚刚上市的斯达半导体、中车，还有第二梯队将会上市的一些芯片厂家。现在还没有具体数字，根据我的推断，2019年中国在电控领域能够提供关键芯片的比例已经从当年的零变成了大约30%，我猜这个数在两三年内也会超过60%、70%。

为什么拿车举例子？因为一辆汽车有三万多个零部件，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超过40%。车是一种最难做、附加值高、产业链复杂、对外依存度高、相对技术附加值也高的终端产品。举电机、电控、电池这三个领域，是因为这三块大约占新能源车成本比的四分之三以上。了解了中国在这三个领域上的努力，你就能更好理解我们在过去五年变化了多少。

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每个人手里都拿的手机。手机毫无疑问是另外一个技术附加值极高、产业链极长、精密度要求极高、技术极复杂的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我们举两个特殊的例子，一个是苹果。大家都说中美贸易摩擦应该对产业链的迁移有很大的影响。可事实上，从2017年到2019年，在它排名前200的供应商中，位于中国的供应商增加了差不多十几家。如果算上中国台湾地区的话，在过去六年当中，在苹果排名前200的供应商中，整个中国产业链的占比已经提升到40%多。在过去两年新进入这个榜单的供应商企业，基本上也都位于大陆和香港地区，挤掉的基本上是日韩的一些厂家。

刚才我们讲了，理论上是一家美国公司的苹果公司，它的全球产业链格局在这两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们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华为。大家都了解，在过去一年半当中，华为变成了焦点，所以它被给予了极限的压力。

华为的产业链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2019年3月份，华为系列手机里面的美国零部件占比大概是17%左右。在最近的这一款P40手机当中，华为的美国零部件占比小于1%。其实只有一个关键部分，就是射频芯片还没有能够完全替代。

你会发现中国的变化也是一样的。我们做早期投资，也投资了射频相关的芯片企业，虽然这些企业是做基站芯片的。我们也看过非常多不同类型的公司在这个领域发力，包括华为自己，华为海思也在做这款射频芯片。根据我们在产业中看到的现象推测，大概在今年或者明年早些时候就应该有人能做出射频芯片，即便不是量产，也会有样片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两个极端事例，一个是美国企业的代表，在全球要求最高的产业链变化过程当中是如何变化的；另外一个是同样行业、同样技术含量、同样难做的中国企业，在极限的中美压力情况下，它的产业链格局是怎么变的。当然，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仍然还有很大的依存度，我们再抽象来看，大概在五年以前，从2015年看，华为手机中的国产零部件占成本比大概是三分之一，美国零部件大概占不到30%。

今天国产零部件占成本比60%多一点点，刚才我们讲了，美国已经小到了1%以内。同时，它还有40%左右的国际依存度，换句话说，它还有很多的零部件跟汽车一样，虽然特斯拉能百分之百国产化，但其中也有很多零部件还是有国际依赖或者有外部依赖，也不是说中国自己就能把整个事从头到尾百分之百做好。

所以虽然我们在努力提高附加值，虽然我们产业链已经变得很长，并且升级了，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外部依存度。

尽中国的力量和华为的能力做成这样已经是比较极限了。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经济上和产业上，各个国家都很难完全摆脱对外部的依赖。我们已经是竭尽全力以华为为代表，在极限程度下能摆脱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换成其他各个领域和任何单一国家都非常难做到。